上海赋格

文/于晨

上海有特色的文化街，我工作地所在的绍兴路算得一条。东西短短两三百米，却散布着多家出版社、画廊和特色书吧，法国梧桐的浓荫掩映着西班牙风情的彩绘玻璃，实在是闹中取静的好去处。

    对海派文化有兴趣的人，不少都知道现代派小说奠基人施蛰存先生最早迁至上海市区，便是住在这条路上的惠安坊八号，当时还叫爱麦虞限路，一个西班牙国王的名字。再之前的路名没有考证过，大抵是淡井村（今永嘉路东段）一类充满乡土气息的，毕竟1843年开埠之前，城市重心所在的卢湾区一带还是溪涧纵横的农田，再要上溯底蕴，也只有认宗吴越文化了。

    慵懒的午后，偶尔会听到昆曲艺术家的专业唱腔，“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一唱三叹，多少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孤芳自赏。若在其他地方，难免被听成英雄气短，但这座城市的昆剧团，怎么看也不可能自甘衰落。前几年受小剧场话剧的启发，将排练厅兼做兰馨舞台，不定期地演几出经典折子戏，票价三五十元。近两年更把全本五十折昆剧《长生殿》搬上现代舞台，旖旎绮丽，纵然在百年戏曲界，也堪称大手笔。

    昆剧团对面是幢精致的小洋楼，米黄色的外墙低调内敛，二楼有一个相当玲珑的阳台，枣红的铁栅栏弯曲成玫瑰花的形状，通过两扇窄窄的落地玻璃窗通往内室。据说关锦鹏拍摄电影《红玫瑰和白玫瑰》时，曾想让娇蕊站在这玫瑰阳台上梳头，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如今这里是出版社的制作发行部门，批量复制着类似的缱绻故事。电影也好，图书也罢，上海的文化似乎天然具有消费性，与这座城市的浮华本质一脉相承。

    仔细想来，张爱玲笔下的爱欲纠缠往往情深缘浅，少有善终，便如胡兰成回忆的：“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实在只能发生在香港，而上海，兜兜转转的试探、权衡和算计固然精彩，却注定不会有死生契阔的勇气。

    绍兴路上的商家少有门庭若市的，虽是文化街，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并不比别处慈悲。汉源书屋大约是这条街上最早的书吧，老板尔冬强，香港导演尔冬升的兄弟，其他生意日进斗金，却不得不年复一年为这点书缘额外买单。有人说书屋的门楣神似一枚传统文人闲章，而里面的旧家具和古董却是欧式的，约略可见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机巧。真正让书屋成为“传奇”的，还是江南春和他的分众传媒，静坐十日，妙手偶得，之后的商业成就才是让众人血脉贲张之处。

    相比之下，深藏居民楼二楼的小小咖啡室昏暗凌乱，过分安静，正中一只朴拙的煤油炉，煨着的水壶滋滋地氤氲着熟客们的亲密记忆。女主人曾经是无印良品的设计师，只提供最简单的咖啡餐点，偶尔也放一些小众电影。这种近乎简陋的私人客厅独具风格，可惜恰恰缺了很多上海人无法明言的虚荣，前不久到底关掉了，意料之中，惟有一叹。

    一度住在绍兴路附近，距淮海路咫尺之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造船厂的高级员工宿舍，打蜡地板和落地钢窗早已光彩褪尽，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拐角，晦暗拥挤的公共走廊，已然是“七十二家房客”的凡俗烟火气。然而繁华还不至于无迹可寻，我便曾在租住的阁楼角落里邂逅过一只花架，落满时光的尘埃，细看却是精雕细刻的红木，当是从前大户人家装饰用的，想来亦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姹紫嫣红开遍。彼时日暮，窗外依稀可辨远近错落的恒隆广场和花园饭店，一时不免有种错乱感，不知今朝大幕起处，将要走进谁的繁华旧梦。

    这样的老房子里，往往不难找到美女月份牌，墙上放大的黑白艺术照也多半出自王开照相馆一类的老字号。自然是改良旗袍，阮玲玉式的绰约风姿，发髻多半是周璇式的，眼神静水深流，似乎沉湎于永远醒不过来的浅吟低唱。无庸讳言，正是对十里洋场的一味痴迷催生了上海的怀旧产业，对“老克勒”们优雅品位的描述一再升级，大有缅怀最后的贵族之意，其动静远远大于西安、北京这样真正的千年古城。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是为了掩饰这座城市最大的心痛——没有历史。

    所以被称作“上海客厅”的，是距离绍兴路不远的新天地，整旧如新的石库门。有建筑界权威评价，说新天地的时尚，西方人看的是所谓东方原生态，而中国人钟情的则是酒吧、咖啡馆里的洋派。好在歌舞升平之际，倒也没有人认真追究谁的错梦更加荒唐。这种尴尬远非今天才有，上海开埠之初便具有两面性，既是西方冒险家心里的东方闺秀，又是保守国人眼中的摩登女郎，因此而有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深究起来也许竟是殖民地的租界文化。

    当然，百余年来风云激荡的上海滩，革命文化影响也颇深远。中共二大会址，周公馆，孙中山故居……绍兴路附近的红色遗址所在不少。似乎是茅盾说过，中国有好多层“文化代”，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挤压到了一起。不过，在上海，空间上的挤压现象远比时间上的更为明显，蜘蛛网般四通八达的地铁和高架道路，以激进的现代方式将城市由平面改造为立体，进而不断拓宽疆域。

    城市发展不妨戏剧化，生活却只能是日常的。襄阳路南昌路的菜场还没有拆除时，经常能看到主妇挑捡还带着新泥的蔬菜，一边讨价还价，一边交流菜式，拿手的往往还是那几样浓油赤酱的本帮菜，响油鳝糊，黄焖栗子鸡，四喜烤麸，腌笃鲜，诸如此类。时间在这里是迟滞的，带着万丈红尘的巨大惯性。

    弄堂里常年开着一两桌麻将，各色人马看上家，盯下家，防对家，进退有据间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人的游戏。当然少不了闲言碎语，但有些暧昧的部分永远不必廓清。在寸土寸金的上海里弄，街坊邻居对彼此距离的警觉一如冬天的豪猪，太远了，则无法相互取暖，太近了，又难免会被刺伤。从曾朴《海上花》里的高级妓院，到张爱玲《色戒》里的豪门官邸，再到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百姓客厅，光阴不着痕迹地流过四方城，淘尽多少花样女子的爱恨愁怨。

    起初难免奇怪，上海今日生活节奏之快，何以还有这么多闲人？后来知道上海话里有种“白相人”，通常祖荫之下薄有家产，食利阶层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在解放后不再被公开膜拜，却还经常能在小市民的市井气中感受一二。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上海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大抵是少了点“腔调”，譬如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大亨，倘若看谁不顺眼，只需轻轻一句“做掉伊”，并不会亲自动手，而那些打手，多半是东北人。

    所以尽管卫慧并不是上海人，仍然不断被当作这座城市的符号，她的文字正如所谓的小资情调，精致，虚荣，野心勃勃，点缀着恰到好处的疼痛感，而最重要的，是她们总能优雅地达成目的。

      两年前读南怀瑾，深为其阐释禅修时的深入浅出而折服。
      然后读到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一个印度婆罗门贵族青年的自我救赎之路，流畅明快的叙述宛若圣音梵乐，自入“定”境，很难想象出自德国人的手笔。深受触动，“证”的途径固然从无定法，亦无从师承，但说到底恐怕还是自性成佛。
      
      细细想来，自我这一概念的出现也不过是晚近的事。
      做“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分到一本《郁达夫卷》。还是大一时看过《沉沦》，彼时多少觉得有些病态，想不到事隔八九年，才品出潘师的良苦用心。以文字的个性而言，郁达夫真算得数千年家族式社会的“零余者”，如斯长篇累牍的心理剖析，难怪一时与鲁迅的白话新小说齐名。
      然而若论剖析之冷静狠辣，张爱玲的《小团圆》堪称惊心动魄。断断续续花了一个月来读这部自传式的长篇，创下近几年个人阅读史的纪录。再看“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当真字字切肤，削皮见骨。张爱玲的刻薄每每引人反感，但一地琐屑细节，惊觉封建旧式大家庭里只可能孕育出怪胎，便是她自己，也知道那点虚妄的幸福不过是海市蜃楼。

      这个春天一直在拼命赶“大系”的儿童文学卷，加上因篇幅所限最终未能收录的，估计看了近三十年两百万字的儿童文学代表作，其中有些还能唤起模糊的温馨记忆，譬如祈智的《狂奔》。不得不说，西风东渐之下，国内的儿童文学被低估了，譬如孙幼军1981年的童话《小狗的小房子》，其情其境，常读常新，实在是可爱之极。
      可惜整体格局仍偏小，与（德）米切尔·恩德《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自然有境界差距，甚至连（英）尼尔·盖曼《坟场之书》结局的大手笔也很难并肩（这部科幻小长篇最近居然获2009年美国少儿文学最高奖Newbery奖）。当然，这可能与国内长期视儿童文学为微末小技有莫大关系，真是可笑复可悲的狂妄。
      话说某日联系梅子涵小说的授权，老先生言辞间陶陶的乐意漫过电话线，氤氲在堆积如山的校样上，真真如沐春风，也许便是所谓童心童真童趣。